多年来，林晨（音）都对他妻子出国的要求报以拒绝。然而，在2012年，他们女儿出生了，他开始思考她的教育问题。他发现自己想让女儿读书压力不要像他和他妻子在攀向中产阶级的过程中所承受的那么大，他想女儿有玩乐的空间。“我老婆和我承受了很多，”他说，“我不想我的女儿也要受这些折磨。”
   于是，姓林一家不久将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这里部分地见证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浪潮：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为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政治自由而移民，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中国移民抛下了好工作，卖掉了用于自住或投资的高价房子，然后把中国激烈的竞争抛诸脑后。他们不太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但在他们去的这些地方，空气和水没有受到那么大的污染，社会保障更健全，食物吃起来更加放心。而且，这些地方没有计划生育。
    不是每个拿到绿卡的人都想要离开中国。有的人全世界跑，他们只想要一本过境的时候更方便的护照。有的人则盘算着要是中国经济遇到麻烦，或者有警察来敲门，他们能够马上就有地方可以逃。但是更多的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走出去，而且不像过去的中国移民潮，有些人已经到了自己职业中期，而出国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尽管移民人数相当惊人，但只占中国人口非常少的比例。不过他们已经足以在国外造成轰动。在过去十年，有100万中国人在加拿大和美国拿到了永久居留权，使得中国人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群体，而在美国，中国人则是排在墨西哥之后的第二大移民群体。增长的步伐已经加快。每年，大约8万中国人在美国取得永久居留权，这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80年代的5倍。中国人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移民群体。2012年之前的三年里，已经有8万中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超过了英国和印度人（尽管在这三年的后期，印度移民速度超过了中国）。
大部分离开中国的新移民都是拿这三种签证：技术移民签证（正如林先生将要申请的）、雇主担保签证，或者亲属签证（加入已经在国外的家庭）。在澳大利亚，持有属于精英类型的商业移民签证的人当中，中国人占了差不多三分二。在2012年末，意大利的常住中国人口接近12万，几乎在两年内涨了一倍。去年，中国移民在新西兰新移民比例中占最多，达到6000人。另外，还有200万中国人作为学生或务工人员留在国外——这两种身份都是通往成为当地公民的途径。在2013年，总共有930万人出生于中国，但生活在外国，比2000年增长了400万。
为了应对中国移民，一些国家抬高了门槛，这使得入籍的队伍变得更长。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降低了商务和旅游的门槛（2013年，有9700万中国人出国）。最近，加拿大推迟了投资移民项目。这个项目有4.5万名中国人在排队，占了其中的70%。官方可能感觉自己设的门槛太低。要通过投资房产移民加拿大，最低额是80万加币（72.5万美元）——在北京，一套两卧室的房子就卖到这个价了。
然而，南欧一些受到经济困扰的政府则在简易化入籍的规则，以便能拿到中国人的钱。付出比加拿大已经取消的投资移民项目还便宜一点的钱，你就能买到葡萄牙的居住权，甚或在意大利和希腊买到两个人的居留权——而且他们还不要求你必须住在那里。在美国，接受移民现金的投资项目数量，随着中国人的强劲需求而翻倍——直到今年2月1日，有440个。在2012年，截止于9月30日，有超过6000个中国人通过投资此类项目移民美国，占了总人数的80%。利用这类项目移民的中国人都是有多套房产的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
米娜·钟（音）是一名40岁的时尚杂志编辑。去年，她抛下了她的工作，搬进了加州玛丽安德尔湾的一套联体别墅。她所拿的是EB-5绿卡，属于一项美国移民项目，要求移民支出50万美金。目前，国外生活花销要少许多。钟小姐和她的丈夫已经卖掉了北京的房子，现在依靠这些钱来生活，并且上英语课。钟小姐知道，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她肯定找不到像她在中国那么有权力的职位，但这对她来说并不要紧。“在中国，我感觉生活就只有工作，”她说，“那不是生活。”
然而，移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如果你只是一个工薪阶层，也没有房产。你可以选择的移民目的地会被移民项目限制在你的技术所适合的范围内。有些省份或州有特殊的工作需求，这是在上海作为一名工业公司经理的林先生所能找到的去阿德莱德的方法。然而，在你出国之后，要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却可能相当困难。而在澳大利亚、美国或者加拿大，一般你要获得公民资格，还必须留在国境内——中国移民称之为“移民监狱”。
缓慢驶出中国的船
其他一部分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国外节奏缓慢的生活，将另一条腿，或他们婚姻的一半，留在中国。北京一名35岁的市场经理温德森·宋（音）和他老婆以及小男婴差不多可以拿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永久居留权了。他们符合了技术移民的条件（他妻子会说法语这点帮上了忙）。她和孩子将先走一步，而且或将在未来四年间，按要求在加拿大居住满三年。宋先生更愿意留在北京，这里能给他更好的机会发展营销事业。他常常回忆起自己十年前在澳大利亚留学的第一天。那是个“童话世界”，他说，“绿葱葱的树、五颜六色的花朵”，几乎没什么人和车。他希望自己可以选择逃出北京残酷的城市景观。但他那些移民朋友提醒他，尽管（或因为）国外更安全、干净，也少些贪污，生活却“实在无聊”。
     许多中国最顶级的富豪都没有要离开的计划，但就和宋先生一样，想留个后路。在胡润研究院最近对中国最富裕人群的调查显示，在资产净值1600万美元以上的受访者中，64%的人说他们希望有一张绿卡，或者早已经有绿卡——尽管没有永久移民的必要。原因多种多样。克莱尔·高，26岁，是个时髦的女生，在上海一家投资公司工作。在她一月份第二次对意大利做简短考查之后，她就花了20万欧元在米兰的郊区买了一套房子，这是取得投资签证的最低额度。持有意大利的永久居留权，能方便她在欧洲旅行。往后，她打算在欧洲有更多的业务。高小姐选择意大利，仅仅因为它的签证标准。其实她对她买爱马仕丝巾的巴黎，和买Burberry大衣的香港更熟悉。
其他一些持有外国护照和外国银行户口的有钱人，则是一些贪污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员被称为“裸官”，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留下能制约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读漂亮的英语寄宿学校，或者牛津哈佛（或者像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那样，三种学校都读过）。贪污官员自己也想离开中国。有专家估计，在习近平持续的打击贪污腐败之下，有此打算的贪污官员会更多。
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移民潮正在底下涌动，和富豪、贪腐官员的移民不一样，但也对富豪和贪腐官员非常警惕。林先生，这位奔往阿德莱德的父亲，说他在新浪微博上看到很多官员丑闻。他也在推特上看到土地污染、食物安全，和空气污染，看到系统性腐败使得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林先生想，如果有钱人都打算跑了，他那税后不足8万美元年收入的家庭，也会想办法逃离。“如果你想成为富翁，可以，你可能必须留在中国，”他说，“但如果你只想有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走呢？”